潘蛟:《流动社会的秩序:珠三角彝人的组织与群体行为研究》序

2017年1月4日18:19:59 发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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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蛟:《流动社会的秩序:珠三角彝人的组织与群体行为研究》序

潘蛟(杰潘克古),彝族, 四川凉山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代表作: 《火把节纪事:当地人观点?》、《族群及相关概念在西方的流变》、《解构中国少数民族:去东方学化还是再东方学化》、《民族国家与民族问题》等。研究方向: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社会分层、族群认同、西南少数民族研究。

半年多前就答应了刘东旭写这个序言,拖到今天,延迟此书的出版,实在是抱歉!

拖沓的原因当然是课多,杂务分心,但也是因为从来没有给别人写过序,不知道该怎样写。但是,这序又是需要写的。因为东旭是我指导的研究生,这书是由他博士论文改成,而且还算是我所申报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1AMZ007),新增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重大项目(MUC2011ZDKT1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刘东旭本科毕业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2007年进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成为我指导的硕士研究生。他硕士论文研究的是他家乡贵州湄潭县宗教寺庙的复兴、信众的自组织等问题。他的发现是,在信众的自组织活动中,女性信众尤为活跃,起着引领和骨干作用,男性则主要是为她们提供一些宗教仪规方面的知识和技术上的服务。对此,他的解释是:在当地的文化中,女性的身份以及生命意义归属是依附于夫家的,这对那些丧夫、丧子,或经历了婚姻离异的妇女会生成某种生命意义危机,而皈依宗教则能帮助她们进入另一种意义体系,从这危机中解脱出来。显然,这解释牵涉到儒、释、道等不同信仰体系之间的关系,以及信仰体系多元对于生命实践的意义等诸多问题。这硕士论文在答辩会上得到一致好评,在场的何其敏教授更是厚爱有加,让他把这论文压缩出来,由她推荐到了刊物上发表。

获得硕士学位后,东旭继续跟着我攻读博士学位。起初,想让他接着做宗教研究,继续探讨性别与宗教的关系,以及信仰体系多元对于中国人生命实践的意义等问题。但他有一些犹豫,他更希望在家乡之外找到一个新研究领域来做自己的博士论文。不久我从国家社科基金等处申请到了研究经费,做中国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研究,缺人手,也就把自己的学生们引到了这个方向上来。我们的调研是从聚集在东莞工厂里做工的凉山彝人开始的。2010年我送了四个硕士研究生去东莞谢岗镇做田野工作,后来其中三人的硕士学位论文写了彝族农民工,另一人写的则是当地一个村庄地权和经济再集体化问题。东旭的博士论文选题大致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确定的。自这以后,他与东莞的彝族工头们建立了不错的关系,不断往返于东莞—凉山—北京之间,对于东莞彝族农民工的工作和生活状况形成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了解。

记得也就是这一年,东旭和同学宋宇曾会同20多位彝族农民工被彝族工头送到富士康的一家工厂里做工。有意思的是,这些彝族工人第二天就抱怨这工厂工作太累,要求工头把他们调换到其他工厂去。工头拿这些工人没办法,只好认倒霉,赶紧把他们调换到了另一家工厂去。东旭和宋宇当然可以跟着这帮工人一起被调换,但是他们选择了留下,直到做满一个月,拿到工资为止。从这个事件看,这些彝族工人与工头的关系似乎并不像那些新闻媒体报道的那样简单: “经济强制的人身依附关系”——凉山彝族奴隶制的残余。

彝族农民工与彝族工头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究竟应该怎样看待珠江三角洲的这种彝族“领工制”?东旭的研究表明,这种领工制实际上是从主流社会认可的劳务派遣制蜕变而来,差异不过在于:除了经济上的契约关系之外,它还倚重亲戚,同乡和族群等社会网络关系。它和那些劳务派遣公司的区别主要在于,它没有明确的注册资本,没有向国家注册和交税。而就今日情况看,不少具备了资本条件的彝族工头事实上也已注册了自己劳务公司,变成了合法的劳务派遣经纪人。另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领工制条件下,投身于彝族工头麾下的农民工除了凉山彝人之外,也还有白族、傈僳族、甚至汉族人,等。其中的原因大致是:跟彝人工头更省心,有人罩着,有工做,不用担心工厂欠薪,厂主跑路,以及工伤索赔,而且跟随劳务派遣公司的实际成本未必就比跟随彝族工头低,等等。简言之,彝族领工制的涌现实际上是适应了珠三角企业为降低成本竭力规避社会责任,国家劳动合同法贯彻落实程度低,工会组织有名无实,农民权益难以得到切实保障的场景。在这个意义上,彝族领工制更像是一种“准工会制”或“准劳务派遣制”。认为农民对于城市和工厂的适应必定是一个去人情关系化,被原子化为六亲不认的理性个体的进程,否则,他们的问题就是对于城市化和工人工资化的不适应,这不过是齐美尔、路易·沃斯(Louis Worth)等人在20世纪前期对于现代城市性的意识形态构建而已。事实表明,基于情缘、乡缘、族源的社会纽带在任何社会都是具有重要作用的,在移民对于陌生社会的适应过程中更是如此。东旭的研究表明,彝族农民工事实上是在根据他们的自身条件积极适应珠三角的用工需求和制度安排,这个过程既有路径上的依赖,也有传统的发明和创新。就他们的自身条件和面对珠三角场景而论,领工制的涌现和家支活动的再组织是具有一定适应性的,而真正不太适应当下劳动力流动的反倒是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城市制度和民族政策安排,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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